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中已经谈过，在多数战局中，平静和间歇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但，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军事行动总还是被或长或短的间歇所中断。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假如军事行动中发生了间歇，即，双方都不抱积极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而也就出现均势。自然，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均势，不仅指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均势，而是还包括一切利害和关系在内的均势。但是，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活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而对方对此采取了对策，双方之间就会出现紧张态势。这种紧张状态将继续到决战结束时为止，即，直到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或者另一方作了让步时为止。

　　在双方一系列战斗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决战结束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向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的运动。

　　假若这个运动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如内部阻力）或新出现的对抗力量的作用而衰弱下来，那么，不是再度出现平静，就是产生新的决战和新的紧张，接着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的形势下方向相反的运动。

　　把紧张。均势和运动作这样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活动来说比乍看起来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有可能有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而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很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可它们的性质到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时人们的意志能起更大的力量，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有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样的决战犹如密封的火药在爆炸，而同样规模的事件假如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却象是散放着的火药在燃烧着。

　　此外，不言自明，紧张的程度必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最紧张的状态到最弱的紧张状态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而最弱的紧张状态同平静状态之间就只有很小的差别了。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如下的结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好的效果发生更大的重要性，而在最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最大。

　　比如，瓦尔密炮击比霍赫基尔希会战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敌人无法防御而放弃的地区上驻防，与在敌人为等待更有利的决战时机而退出的地区上驻防，应该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抗击敌人的战略进攻时，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军，一个不合适的阵地，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均势状态中，这些缺点只有在格外突出的时候才会促使敌人行动。

　　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前大多数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均势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间歇较长。程度较轻和作用较小的紧张中度过的。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事情很少会产生很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库涅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我们认为统帅必须清楚地辨别这两种状态，而且能针对这两种状态合理地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但１８０６年战局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们常常离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的情况要求把一切都集中在主力决战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统帅原本应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但，却只提出了一些措施，即使有一些措施确已付诸实施（例如对弗兰肯进行侦察），也不过是一些只能在均势状态中引起轻微振动的活动罢了。人们只注意了这些引起混乱和浪费精力的措施和意见，却把唯一可以挽救大局的必要措施遗忘。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也是有所必要的，因为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实施进攻和防御所要谈的一切都与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状态只是危机的反射而已，在均势状态中进行的所有活动，我们只看作是派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