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征，即忽然变换方向。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之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朝梁赞方面继续撤退，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接着退却，也就是又逼近敌国边境了。至于法军，即使这时候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通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并且非常可能还必须舍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能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于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离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但是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于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过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有可能完全不同。

　　忽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非常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的利益：

　　我们改变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重新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往往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觅新的交通线。

　　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来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是很可能要放弃它们。俄国是一个幅员特别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能够进行这样的追逐。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比较不大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撤退，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没有力量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当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可的，理由如下：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加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觉到棘手的事情。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要比防御者集中，因此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固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可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一个个击破为前提的，而在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另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该造成一个条件，这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少有可能有把握地做到这一点。

　　兵力比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这样的兵力部署会让敌人的一部分弱点都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假如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力量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原本只能用来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在这个时候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些交通线。

　　因而，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面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用离心的退却，那就是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的话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的方向，根据双方各个要塞。地区等的关系位置，在大多数场合就可以极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力量浪费。对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是否可以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这是很不容易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熟练的判断能力。

　　俄军在１８１２年退却时，曾经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不少，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赢过敌人，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原因。这样做在以后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另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切肯定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理由。与此相反，假如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朝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随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坚守在立陶宛南部，换一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歼灭。

　　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一点始终是一个很次要的目的。敌人因为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一切却要有一个条件作基础，那就是这样做要一开头就有成功的把握，并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场合下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后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而且是使敌军撤退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损失极大地增加的首要原因。

　　所以，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没有分割没有战败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当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中，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与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假如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结束，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当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１８１２年的俄国战局十分明白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像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尽管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的。如果俄军像现在这样知道这种退却的确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绝对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１８１２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主动并有准备地去做了。但是，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像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对的。

　　在任何场合下，不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撤退（无论入侵者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腓特烈大帝１７４２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和法军１７４３年在奥地利。１７４４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１７９２年在法国的战局，马森纳于１８１０—１８１１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是这一种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一些而已。另外，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的情况也是很多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应该归功于我们这里所定下的原则。不过，我们不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扯得太远了。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役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剧变。可是，即使不可能期待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能造成可以导致胜利的兵力对比，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像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那样，会不断增大敌方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