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可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必然也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与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算是一种后退。而被进攻的一方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仿佛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人们假如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了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可是，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要看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正处于不利的地位。所谓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要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与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所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假如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来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所以，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好从等待的概念中寻找着它的目标了。等待着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开始瓦解了。

　　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依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依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完全可以采取防御。

　　必须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且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的途径。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够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可能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其它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十分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的喘息的机会了。

　　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可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去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经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会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正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异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在１８１２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十分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会增强了他的军队。

　　在１７５７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与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马克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１７５８年，当他的敌人已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行一次小规模进攻。他想在敌人尚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并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必须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便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为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计划的梗概。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其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看到即使是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对于他来说，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于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于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说是单线式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的情绪，以及当他没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如此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那十分轻率的判断。

　　在我们今天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与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够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着敌人的特点。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可以看成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并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令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１８１２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可俄国人却能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发挥到最大限度，西班牙的消耗战使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可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极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会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会有可能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以导致敌人的毁灭。可见，即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当时虽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然而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成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是一堆很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于这类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如果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落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虽然还是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肯定不会那样强而有力，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正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即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只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巨大的积极成果，简单地说，即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