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
元代：脱脱撰
完颜素兰 陈规 许古
完颜素兰，一名翼，字伯扬，至宁元年策论进士也。贞祐初，累迁应奉翰林文字，权监察御史。二年，宣宗迁汴，留皇太子于燕都，既而召之，素兰以为不可，平章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从。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兰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则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则都城可无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实在灵武，盖将以系天下之心也。”不从，竟召太子从。
七月，车驾至汴，素兰上书言事，略曰：“昔东海在位，信用谗谄，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纪纲紊乱，法度益隳。风折城门之关，火焚市里之舍，盖上天垂象以儆惧之也。言者劝其亲君子、远小人、恐惧修省，以答天变，东海不从，遂至亡灭。夫善救乱者必迹其乱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诚能大明黜陟以革东海之政，则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龙兴，不思出此，辄议南迁，诏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请留，启行之日，风雨不时、桥梁数坏，人心天意亦可见矣。此事既往，岂容复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车之辙不可引辕而复蹈也。”
又曰：“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之计，宫中用度皆从贬损，而有司复多置军官，不恤妄费，甚无谓也。或谓军官之众所以张大威声，臣窃以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徒务其多，缓急临敌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车驾至此。稍获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备，万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复请陛下何之也。”
三年正月，素兰自中都计议军事回，上书求见，乞屏左右。上遣人谕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尔。近以游茂因缘生疑间之语，故凡有所引见，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无患不密也。”寻召至近侍局，给纸劄令书所欲言，书未及半，上出御便殿见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焉。素兰奏曰：“臣闻兴衰治乱有国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虽衰乱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则治安亦乱矣。向者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自足剿灭，朝廷乃令移剌刺塔不也等招诱之，使帅府不敢尽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矣。至于伯德文哥之叛，帅府方议削其权，而朝廷传旨俾领义军，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辄拒不受，不臣之状亦显矣。帅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复赦之，且不令隶帅府。国家付方面于重臣，乃不信任，顾养叛贼之奸，不知谁为陛下画此计者。臣自外风闻，皆平章高琪之意，惟陛下裁察。”上曰：“汝言皆是。文哥之事，朕所未悉，诚如所言，朕肯赦之乎？且汝何以知此事出于高琪？”素兰曰：“臣见文哥牒永清副提控刘温云：‘所差人张希韩至自南京，道副枢平章处分，已奏令文哥隶大名行省，勿复遵中都帅府约束’。温即具言于帅府。然则，罪人与高琪计结明矣。”上颔之。素兰续奏曰：“高琪本无勋劳，亦无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诛胡沙虎，盖出无聊耳。一旦得志，妒贤能，树奸党，窃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岁，都下书生樊知一者诣高琪言：‘飐军不可信，恐终作乱。’遂以刀杖决杀之，自是无复敢言军国利害者。宸聪之不通，下情之不达，皆此人罪也。及飐军为变，以党人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往招之，已而无成，则复以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何人，且有何功，而重用如此。以臣观之，此贼变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昔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独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其恶，东海不察，卒被其祸。今高琪之奸，过于胡沙虎远矣。台谏职当言责，迫于凶威，噤不敢忤。然内外臣庶见其恣横，莫不扼腕切齿，欲一剚刃，陛下何惜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顾臣父子迭仕圣朝，久食厚禄，不敢偷安。惟陛下断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乃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兰复奏：“丞相福兴，国之勋旧，乞召还京，以镇雅俗，付左丞彖多以留后事，足也。”上曰：“如卿所言，二人得无相恶耶？”素兰曰：“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无不协者。”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辍。”素兰曰：“臣闻朝廷正则天下正，不若令福兴还，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兰出，上复戒曰：“今日与朕对者止汝二人，慎无泄也。”厥后，上以素兰屡进直言，命再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廉干者拟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人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曰：‘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几其可。议者或以阂选法、紊资品为言，是不知方今之事与平昔不同，岂可拘一定之法，坐视斯民之病而不权宜更定乎。”诏有司议行之。
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师保赞谕之官多非其人，于是素兰上章言：“臣闻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无他，在选人辅翼之耳。夫生于齐者能齐言而不能楚语，未习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习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为师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终之功光文、武，垂休无穷。钦惟陛下顺天人之心，预建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制枢务固已绰然有余，倘更选贤如周、召之俦者使之夹辅，则成周之治不足侔矣。”上称善。未几，擢为内侍局直长，寻迁谏议大夫，进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以蒲鲜万奴叛，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同赴辽东，诏谕之曰：“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然宜止居铁山，若复远去，则朕难得其耗也。”又曰：“朕以讹可性颇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当详议之。”素兰将行，上言曰：“臣近请宣谕高丽复开互市事，闻以诏书付行省必兰出。若令行省就遣谕之，不过邻境领受，恐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达于高丽，高丽亦无由知朝廷本意也。况彼世为藩辅，未尝阙臣子礼，如遣信使明持恩诏谕之，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济。苟俱不从，则其曲在彼，然后别议图之可也。”上是其言，于是遣典客署书表刘丙从行。及还，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集群臣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奏其未可，语在《规传》。是月，转刑部郎中。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坐系者数百人，司直白华言于素兰曰：“此狱诖误者多，新天子方务宽大，他日必再诏推问，比得昭雪，死于榜笞之下者多矣。”素兰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当死、当免者，素兰以闻，止坐首恶及拟伪将相者数人，余悉释之。
八月，权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俄改司农大卿，转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权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未几，迁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既而召还朝，行至陕被围，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害。
素兰莅官以修谨得名，然苛细不能任大事，较之辈流颇可称。自擢为近侍局直长，每进言多有补益。其居父丧，不饮酒，庐墓三年，时论以为难。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参政侯挚初以都西立功，获不次之用，遂自请镇抚河北。陛下遽授以执政，盖欲责其报效也。既而盘桓西山，不能进退，及召还阙，自当辞避，乃恬然安居，至于按阅仓库，规画榷酤，岂大臣所宜亲。方今疆土日蹙，将帅乏人，士不选练，冗食猥多，守令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灾变不息，则当日夜讲求其故，启告陛下者也，而挚未尝及之。伏愿陛下特赐省察，量其才分别加任使，无令负天下之谤。”不报。又言：“警巡使冯祥进由刀笔，无他才能，第以惨刻督责为事。由是升职，恐长残虐之风，乞黜退以励余者。”诏即罢祥职，且谕规曰：“卿知臣子之分，敢言如此，朕甚嘉之。”
四年正月，上言：“伏见沿河悉禁物斛北渡，遂使河北艰食，人心不安。昔秦、晋为仇，一遇年饥则互输之粟。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馁而不救哉。况军民效死御敌，使复乏食，生亦何聊，人心一摇，为害不细。臣谓宜于大阳、孟津等渡委官阅视，过河之物，每石官收不过其半，则富有之家利其厚息，辐凑而往，庶几公私俱足。”宰执以河南军储为重，诏两渡委官取其八，二以与民，至春泽足，大兵北还，乃依规请。制可。
三月，上言：“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乞明敕有司，凡鹤寿所虏俱放免之，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亦乞一体施行，庶几河朔有所系望，上恩无有极已。”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括放之，有隐匿者坐掠人为奴婢法，仍许诸人告捕，依令给赏，被虏人自诉者亦赏之。
四月，上言：“河北濒河州县，率距一舍为一寨，籍居民为兵。数寨置总领官一人，并以宣差从宜为名。其人大抵皆闲官，义军之长、偏裨之属尤多无赖辈，征逐宴饮取给于下，日以为常。及敌至则伏匿不出，敌去骚扰如初。此辈小人假以重柄，朝廷号令威权无乃太轻乎。臣谓宜皆罢之，第委宣抚司从宜措画足矣。”制可。
七月，上章言：
陛下以上圣宽仁之姿，当天地否极之运，广开言路以求至论，虽狂妄失实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为缄默，何以仰酬洪造。谨条陈八事，愿不以人微而废之，即无可采，乞放归山林以惩尸禄之罪。
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边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神都覆没，翠华南狩，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莽为盗区。臣每念及此，惊怛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灵所系以安危者，岂得不为陛下忧虑哉。每朝奏议，不过目前数条，特以碎末，互生异同，俱非救时之急者。况近诏军旅之务，专委枢府，尚书省坐视利害，泛然不问，以为责不在己，其于避嫌周身之计则得矣，社稷生灵将何所赖。古语云：“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曰：“谋之欲众，断之欲独。”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岂可使亲其细而不图其大者乎。伏愿特同睿断，若军伍器械、常程文牍即听枢府专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皆须省院同议可否，则为大臣者知有所责，而天下可为矣。
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议论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遂万物，镇抚四夷，亲附百姓，与天子经纶于庙堂之上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与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岂可偏废哉。昔唐文皇制中书门下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国朝虽设谏官，徒备员耳，每遇奏事皆令回避。或兼他职，或为省部所差，有终任不觌天颜、不出一言而去者。虽有御史，不过责以纠察官吏、照刷案牍、巡视仓库而已，其事关利害或政令更革，则皆以为机密而不闻。万一政事之臣专任胸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见败事机，陛下安得而知之。伏愿遴选学术讠夹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言者以为台谏，凡事关利害皆令预议，其或不当，悉听论列，不许兼职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则从而黜之。
三曰崇节俭以答天意。昔卫文公乘狄人灭国之余，徙居楚丘，才革车三十两，乃躬行俭约，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遂为富庶。汉文帝承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钧驷，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绨，足履革舄，未几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国家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独河南稍完，然大驾所在，其费不赀，举天下所奉责之一路，顾不难哉。赖陛下慈仁，上天眷佑，蝗灾之余而去岁秋禾、今年夏麦稍得支持。夫应天者要在以实，行俭者天必降福，切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诸局承应人亦未尝有所裁省。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今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俱非克己消厄之道。愿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樽节，罢冗员，减浮费，戒豪侈，禁戢明金服饰，庶皇天悔祸，太平可致。
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方今举天下官吏军兵之费、转输营造之劳，皆仰给河南、陕西。加之连年蝗旱，百姓荐饥，行赈济则仓廪悬乏，免征调则用度不足，欲其实惠及民，惟得贤守令而已。当赋役繁殷、期会促迫之际，若措画有方则百姓力省而易办，一或乖谬有不胜其害者。况县令之弊无甚于今，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时贪纵，庸懦者权归猾吏。近虽遣官廉察，治其奸滥，易其疲软，然代者亦非选择，所谓除狼得虎也。伏乞明敕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堪牧民者，以补州府官。仍清县令之选，及责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县令者一员，如他日犯赃并从坐。其资历已系正七品，及见任县令者，皆听寄理，俟秩满升迁。复令监察以时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职者究治之，则实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虽无边事，亦将坐困，况兵事方兴，未见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是徒烦有司征索课租而已。举数百万众坐糜廪给，缓之则用阙，急之则民疲，朝迁惟此一事已不知所处，又何以待敌哉。是盖不审于初，不计其后，致此误也。使初迁时去留从其所愿，则欲来者是足以自赡之家，何假官廪，其留者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遣，当不至今日措画之难。古昔人君将举大事，则谋及乃心，谋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同议为便。
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屡沛覃恩以均大庆，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满一任而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带骠骑荣禄者，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复开鬻爵进献之门，然则被坚执锐效死行阵者何所劝哉。官本虚名，特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者，以朝廷爱重耳。若不计勋劳，朝授一官，暮升一职，人亦将轻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愿陛下重惜将来，无使公器为寻常之具，功赏为侥幸所乘。又今之散官动至三品，有司艰于迁授，宜於减罢八资内量增阶数，易以美名，庶几历官者不至于太骤，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矣。
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夫将者国之司命，天下所赖以安危者也。举万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间以决生死，其任顾不重欤？自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岂皆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哉，特以庸将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语云：“三辰不轨，取士为相。四夷交侵，拔卒为将。”今之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屯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切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惟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岂在多哉？多则难择，少则易精。今之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任战者才十有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给使令，则是一千户所统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队伍矣。古之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今军官既有俸廪，又有券粮，一日之给兼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军士哉。伏乞明敕大臣，精选通晓军政者，分诣诸路，编列队伍，要必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谓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谓之大将，总之帅府。数不足者皆并之，其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者悉罢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各举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材堪将帅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所服者充。申明军法，居常教阅，必使将帅明于奇正虚实之数，士卒熟于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负，习于劳苦。若有所犯，必刑无赦。则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待敌矣。
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常曰：“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奈何朘民脂膏养此无用之卒。苟健懦不分，众何以劝。”因大搜军卒，遂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选练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取细弱以增虚数。”比者凡战多败，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为敌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独战而遂溃，此所以取败也。今莫若选差习兵公正之官，将已籍军人随其所长而类试之。其武艺出众者别作一军，量增口粮，时加训练，视等第而赏之。如此，则人人激厉，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渐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其强弱，使下当其上，而上当其中，中当其下。敌乘下军不过奔逐数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二军，用是常胜。盖古之将帅亦有以懦兵委敌者，要在预为分别，不使混淆耳。
上览书不悦，诏付尚书省诘之。宰执恶其纷更诸事，谓所言多不当。于是规惶惧待罪，诏谕曰：“朕始以规有放归山林之语，故令诘之，乃辞以不职忌讳，意谓朕恶其言而怒也。朕初无意加罪，其令御史台谕之。”寻出为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召为右司谏，数上章言事，寻权吏部郎中。时诏群臣议修复河中府，规与杨云翼等言：“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陕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见屯军士量力补治，待其可守即修之未晚也。”从之。未几，坐事解职。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坐铨选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见阙，为京所讼免官，规亦坐之。是年十一月，改充补阙。十二月，言将相非材，且荐数人可用者。
二年正月，规及台谏同奏五事：一，乞尚书省提控枢密院，如大定、明昌故事。二，简留亲卫军。三，沙汰冗军，减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为宣抚使，招集流亡以实边防。五，选官置所，议一切省减。略施行之。
四月，以大旱诏规审理冤滞，临发上奏：“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凡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皆得以便宜杀人，冤狱在此，不在州县。”又曰：“雨水不时则责审理，然则职燮理者当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有为也。
十一月，上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面谕曰：“宋人轻犯边界，我以轻骑袭之，冀其惩创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当识此意。”规进曰：“帝王之兵贵于万全，昔光武中兴，所征必克，犹言‘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兵不妄动如此。”上善之。四年三月，上召群臣喻以陕西事曰：“方春北方马渐羸瘠，秋高大势并来，何以支持。朕已喻合达尽力决一战矣，卿等以为如何？”又言和事无益，撒合辇力破和议，赛不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辍乎。”余皆无言，规独进曰：“兵难遥度，百闻不如一见。臣尝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冗懦，恐不可用，未如圣料。”言未终，乌古论四和曰：“陈规之言非是，臣近至陕西，军士勇锐，皆思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从而和之，上首肯，又泛言和事。规对曰：“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势不得不然。使彼难从，犹可以激厉将士，以待其变。”上不以为然。明日，又令集议省中，欲罢和事，群臣多以和为便，乃诏行省斟酌发遣，而事竟不行。
十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章，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佞，招权纳贿及不公事。由是撒合辇竟出为中京留守，朝廷快之。五年二月，又与大节言三事：“一，将帅出兵每为近臣牵制，不得专辄。二，近侍送宣传旨，公受赂遗，失朝廷体，可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何以使人。”上嘉纳焉。
初，宣宗尝召文绣署令王寿孙作大红半身绣衣，且戒以勿令陈规知。及成，进，召寿孙问曰：“曾令陈规辈知否？”寿孙顿首言：“臣侍禁庭，凡宫省大小事不敢为外人言，况亲被圣训乎。”上因叹曰：“陈规若知，必以华饰谏我，我实畏其言。”盖规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宫中举事，上必曰：“恐陈规有言。”一时近臣切议，惟畏陈正叔耳，挺然一时直士也。后出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论惜之。
规博学能文，诗亦有律度。为人刚毅质实，有古人风，笃于学问，至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其所上八事，叹曰：“宰相材也。”每与人论及时事辄愤惋，盖伤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规不以讦直自名，尤见重云。死之日，家无一金，知友为葬之。子良臣。
许古，字道真，汾阳军节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第。贞祐初，自左拾遗拜监察御史。时宣宗迁汴，信任丞相高琪，无恢复之谋，古上章曰：
自中都失守，庙社陵寝、宫室府库，至于图籍重器，百年积累，一朝弃之。惟圣主痛悼之心至为深切，夙夜思惧所以建中兴之功者，未尝少置也。为臣子者食禄受责，其能无愧乎！且闾阎细民犹颙望朝廷整训师徒，为恢复计。而今才闻拒河自保，又尽徙诸路军户河南，彼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臣不知谁为此谋者。然业已如是，但当议所以处之，使军无妄费，民不至困穷则善矣。
臣闻安危所系，在于一相，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事势至此，不知执政者每对天颜，何以仰答清问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谅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许告老，愿复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颇衰疾，如有大议犹可赐召，或就问之。人才自古所难，凡知治体者皆当重惜，况此耆旧，岂宜轻弃哉。若乃临事不尽其心，虽尽心而不明於理，得无益、失无损者，纵其尚壮，亦安所用。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惟陛下宸衷刚断，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为拾遗时，已尝备论择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审思焉。
臣又闻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选，为将者亦必以天下为己任。夫将者贵谋而贱战，必也赏罚使人信之而不疑，权谋使人由之而不知，三军奔走号令以取胜，然后中心诚服而乐为之用。迩来城守不坚，临战辄北，皆以将之不才故也。私于所昵，赏罚不公，至于众怨，而惧其生变，则抚摩慰籍，一切为姑息之事。由是兵轻其将，将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御敌乎？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才，优加宠任，由战功可期矣。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勤勇干，或重厚有谋，皆可任之，以扞方面。
又曰：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还，违者勿复录用。未尝离任者议加恩赉，如愿自效河北者亦听陈请，仍先赏之，减其日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许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亦如之，使人怀复土之心。别遣忠实干济者，以文檄官赏招诸胁从人，彼既苦于敌役，来者必多，敌势当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为清野计，事无缓急惟期速办，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戾矣。
又曰：
京师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缓急征讨必由于此，平时尚宜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积，虽在私室犹公家也。今有司搜括余粮，致转贩者无复敢入，宜即止之。臣顷看读陈言，见其尽心竭诚以吐正论者，率皆草泽疏贱之人，况在百僚，岂无为国深忧进章疏者乎？诚宜明敕中外，使得尽言不讳，则太平之长策出矣。
诏付尚书省，略施行焉。
寻迁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无何，转右司谏。时丞相高琪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言曰：“礼义廉耻以治君子，刑罚威狱以治小人，此万世不易论也。近者朝廷急于求治，有司奏请从权立法：职官有犯应赎者亦多的决。夫爵禄所以驭贵也，贵不免辱，则卑贱者又何加焉。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科征小过皆以军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决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宽静可以措安，而专事督责故耳。且百官皆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阀阅而进，乃与凡庶等，则享爵禄者亦不足为荣矣。抑又有大可虑者，为上者将曰官犹不免，民复何辞，则苛暴之政日行。为下者将曰彼既亦然，吾复何耻，则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岂胜言哉。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上初欲行之，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遂寝。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时大兵越潼关而东，诏尚书省集百官议，古上言曰：“兵逾关而朝廷甫知，此盖诸将欺蔽罪也。虽然，大兵驻阌乡境，数日不动，意者恐吾河南之军逆诸前，陕西之众议其后，或欲先令觇者伺趋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遽进也。此时正宜选募锐卒并力击之，且开其归路，彼既疑惑，遇敌必走，我众从而袭之，其破必矣。”上以示尚书省，高琪沮其议，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贤所，令古等领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上闻宋兵连陷赣榆、涟水诸县，且获伪檄，辞多诋斥，因谕宰臣曰：“宋人构祸久矣，朕姑含容者，众虑开兵端以劳吾民耳。今数见侵，将何以处，卿等其与百官议。”于是集众议于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强，将恃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其侮嫚之语，特市井屠沽儿所为，乌足较之。止当命有司移文，谕以本朝累有大造，及圣主兼爱生灵意。彼若有知，复寻旧好，则又何求。其或怙恶不悛，举众讨之，顾亦未晚也。”时预议者十余人，虽或小异而大略则一，既而丞相高琪等奏：“百官之议，咸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上然之。时朝廷以诸路把军官时有不和不听，更相诉讼，古上言曰：“臣以为善者有劝，恶者有惩，国之大法也。苟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所施矣。”上嘉纳之。
古以朝廷欲举兵伐宋，上疏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屡败，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帅府遣人议之，自是太平几三十年。泰和中，韩侂胄妄开边衅，章宗遣驸马仆撒揆讨之。揆虑兵兴费重不能久支，阴遣侂胄族人赍乃祖琦画像及家牒，伪为归附，以见丘崇，因之继好，振旅而还。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犹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庙，书之史册，为万世美谈，今其可不务乎？今大兵少息，若复南边无事，则太平不远矣。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借令时获小捷，亦不足多贺。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知，则大兵闻之，亦将敛迹，以吾无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甚。”上是其言，即命古草议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宰臣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不法，古以词理繁杂，辄为删定，颇有脱漏，梭失以闻，削官一阶，解职，特免殿年。三年正月，尚书省奏谏官阙员，因以古为请，上曰：“朕昨暮方思古，而卿等及之，正合朕意，其趋召之。”复拜左补阙。八月，削官四阶，解职。初，朝廷遣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暨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于丹以避兵锋，州民重迁，遮道控诉，百家奴谕以天子恐伤百姓之意，且令召晋安兵将护老幼以行。众意兵至则必见强也，乃噪入州署，索百家奴杀之。胡撒合畏祸，矫徇众情，与之会饮歌乐尽日，众肩舁导拥，欢呼拜谢而去。既还，诏古与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鞫之，谕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卖也，其阅实以闻。”奥屯胡撒合既下狱，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而古等颇宽纵之。胡撒合自缢死，有司以故出论罪，遂有是罚。
哀宗初即位，召为补阙，俄迁左司谏，言事稍不及昔时。未几，致仕，居伊阳，郡守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及溯流而上，老稚争为挽舟，数十里不绝，其为时人爱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为诗及书，然不为士大夫所重，时论但称其直云。
天兴间，有右司谏陈岢者，遇事辄言无少隐，上尝面奖。及汴京被兵，屡上封事言得失，请战一书尤为剀切，其略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不断，将相怯懦，若因循不决，一旦无如之何，恐君臣相对涕泣而已。”可谓切中时病，而时相赤盏合喜等沮之，策为不行，识者惜焉。岢字和之，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
赞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继述世宗为志，而其所为一切反之。大定讲和，南北称治，贞祐用兵，生民涂炭。石琚为相，君臣之间务行宽厚。高琪秉政，恶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颜素兰首攻琪恶，谓琪必乱纪纲。陈规力言刀笔吏残虐，恐坏风俗。许古请与宋和，辞极忠爱。三人所言皆切中时病，有古诤臣之风焉。宣宗知其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难矣。
部分译文
完颜素兰一名叫翼，字伯扬，至宁元年(1213)以策论而考中进士。贞..初年，累迁任应奉翰林文字，代理监察御史。二年(1214)，金宣宗迁往汴京，先留皇太子镇守燕都，后来又要召回太子，完颜素兰认为不应当。平章高琪说“：皇帝住在这里，太子就应当跟从。况且你能保证都城一定完整稳固吗？”素兰说“：完整稳固我不敢肯定，但太子在那里就声势俱重，边隘有守卫则都城可以无忧。过去唐明皇去蜀，而太子却住在灵武，这是要用来连结天下人的心啊！”可是，皇帝不肯听从，竟然召回太子从驾。
七月，车驾到了汴京，完颜素兰上书奏事，大意说：“以前东海王在位，信用谗佞之臣，疏远忠直之士，以致小人日进，君子日退，纲纪混乱，法度越来越坏。风吹折城门之闩，火焚毁市内之房舍，这是上天垂象以警告他。有人进言劝他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怀恐惧之心自我约束以应答天变，东海王不肯听从，因而导致灭亡。善于救乱的必然考察乱由何处所生，善于革除弊端的必然研究弊端起自何方。如果能大明升降，变革东海王之旧政，则大治安定的成效可以指日而待了。陛下创兴帝业，不思由此而出，便商议南迁，下诏之日，士民相率上奏章请留，启程之日风雨不因时而至，桥梁几次毁坏，人心天意也已可见了。此事已经过去，岂容重又追悔，但自今之后，万事应警戒谨慎，覆车之辙，不可再拉后车而重蹈了。”
他又说：“国家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陛下为社稷计划，宫中用度都已减少，而有关方面却又多设军官，不惜费用，很无必要。有人说军官众多能够壮大声威，臣私下认为不然。不加精选而只求量多，危急时对敌能够有用吗？况且中都因为缺粮，所以车驾来到这里。稍得一块安定的地方，便忘记危难而不做准备，万一再如前日景况，有关方面不知将再请陛下去何处呢？”
三年正月，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事回京，他上书求见皇帝，请求屏去左右侍从。皇帝派人对他说：“屏人以奏事，这是我常有的。近来因游茂的事而产生了猜疑的说法，所以凡是有人求见，必让一位近臣立侍于旁，你有密封奏章也不必怕不守秘密了。”不久召他到了近侍局，给他纸张让他直书所要说的话，还没有写到一半，皇帝出临便殿召见他，让左右随从全都离开，只有近侍局直长赵和长在旁。完颜素兰上奏说：“我一向听说，兴衰治乱，是国家常有之事，在于所用的人如何罢了。使用得人，虽然衰乱也仍可以支持，如果有一个不适合的，那么，即使原来国家得到治理和安定，也很快就发生混乱。以往礣军的变故，中都帅府自然足以剿灭他们，朝廷却令移剌塔不也等去招降，使帅府不敢尽力讨伐，这样既没有招降，也变得难以制服了。至于伯德文哥的叛乱，帅府正商议削除他的权力，而朝廷传旨让他统领义军，文哥因此更加放肆，改任他的旨令便拒不接受，这种不像臣子的模样也就明显了。帅府正准备逮捕他，而朝令又让赦免他，而且不让他隶属帅府。国家把一个方面的责任交给重臣，却并不信任他，这是助长叛贼的奸诈，不知是谁替陛下策划的计谋。我在外听到传闻，说都是平章高琪的意见，请陛下裁决详察。”皇帝说：“你所说的很对。伯德文哥的事情，我并不知，如像你所说的，我又肯赦免他吗？况且你又怎么知道这事出于高琪的主意？”素兰说“：我见到伯德文哥写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公文，里面说：‘所派的人张希韩从南京回来，说是由副枢密使平章处置，已上奏让伯德文哥隶属大名行省，不用再遵从中都帅府的约束。’刘温详告帅府。那么，罪人和术虎高琪勾结同谋事情十分明显了。”皇帝点了点头。完颜素兰继续奏道：“高琪本无功劳，也没有声望，原是因为怕死而擅自杀了胡沙虎，这也没有可称赞的。他一旦得志，嫉妒贤能，树结奸党，窃弄国权，作威作福。去年，都下书生樊知一见高琪后，对他说：‘礣军不可相信，只怕终将作乱。’高琪便用刀杖打杀他，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进言国家大事。皇上信息不通，下情难以上达，都是这个人的罪责。当礣军作乱时，高琪派他同党塔不也当武宁军节度使前去招抚，结果一无所成，又任命他当武卫军使。塔不也是什么样的人，况且有什么功绩，而这样重用？以臣所见，这个奸贼败乱法度，残杀忠良，实在不希望国家得到平静和治理。原在东海王时，胡沙虎飞扬跋扈，目无皇上，天下共知，却不敢讲，只有朝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他的罪恶，东海王不觉醒终于遭祸。如今高琪的奸恶远远超过了胡沙虎，御史台谏官应当进言，但迫于他的凶焰，闭口不敢得罪。但内外朝臣民众见他这样横行，无不扼腕切齿痛恨，想要一刀刺死他，陛下有何可惜不除去他呢？臣并不是不知道话一说出而祸患将至，但臣父子连续在圣朝任职，久食朝廷厚禄，不敢苟且偷安。望陛下断然处置，这是社稷之福啊！”皇帝说：“这是件大事，你敢于提及，很好！”素兰又奏道“：丞相福兴，是国家旧功臣，请召回京，以安定众人之心，并让左丞彖多处置后事就足够了。”皇帝说：“如你所说，两人能不相斗吗？”素兰说：“福兴、彖多能够同心同德，事事无不协调。”皇帝说：“京都事多，恐怕丞相不可空缺。”素兰说：“臣下听说，朝廷正则天下正，不如让福兴回朝，以正根本。”皇帝说：“让我慢慢考虑。”素兰辞出，皇帝又告诫他说：“今天和我对答的只有你们两人，一定不得泄漏。”后来，皇帝因完颜素兰敢于直言进谏，让他再次担任监察御史。
四年三月，素兰进奏：“臣近来被任命前去查问外路官员情况，清廉有才干的不动，懦弱不公正的加以罢免，详细申奏朝廷，另外考虑使用。臣想到那些懦弱而不公正的人虽让罢免，也不过是让候补官员来代替他，候补官员有没有本领也不清楚，说不定有的还不如前官，这样就只有选拔人员的虚名，而无得人之实绩。古语说：‘县令不合适，百姓受灾殃。’现在如果后任官员更差，就将为害更严重，这哪里是朝廷爱惜民众的想法呢？守和令，是治国的根本。请让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够充当县长官的人，并写明举荐官员名字，以后考察是否有才能，同时接受赏赐或责罚，大约可以成事。在商议时有主张采用核选法，打乱资历品级等，这是不知道今天的情况和平时不同，怎能拘泥于一种定法，坐视民众疾患而不暂时加以改定呢？”皇帝诏令有关方面商议实行。
当时，哀宗还是皇太子，东宫所设置的师保、赞、谕官员大多不得其人。于是，素兰上奏说：“臣听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要治理天下必须先正其本，正本的要务没有别的，在于选用人员辅助他。那些生长在齐地的人能说齐地方言，不能讲楚地语言，这是没有学过的缘故。人的性情也在于学习。以前成王还在襁褓之中时，就任命周公和召公作为师保，禁戒他有追求安逸舒适的想法，告诉他保持和守成大业之道，终于使他功业光及文王武王，垂荫于无穷。唯愿陛下顺应天人之心，预建东宫。皇太子仁慈聪明，出于天生，总管朝中要事原已绰然有余，如果再选拔如周公、召公那样贤能的人加以辅佐，那么成、周之治也不足相比了。”皇帝很赞同。不久，任命完颜素兰担任内侍局直长，很快又迁任谏议大夫，进任侍御史。
兴定二年(1218)四月，因为蒲鲜万奴叛乱，皇帝派完颜素兰和近侍局副使皇族讹可同往辽东，并对他们说：“蒲鲜万奴的事情不知结果如何，卿等到那里以后应当能知道详情，然而只应当住到铁山，如果再住远了，那我就难以得到消息了。”又说：“我因为讹可性情比较轻率，所以特地让你同行，每事必须详细商议。”完颜素兰将要出发时，又对皇帝说：“臣近日请求通告高丽重开交易市场事，听说已有诏书交令行省必兰出示布告。如果让行省出示布告，不过邻近边境地方能够领受了，只怕中间有所阻塞，使朝廷圣恩不能送达高丽国，高丽国也没有办法知道朝廷的本意。况且高丽世代是藩国，从未缺过臣子的礼节，如派使者送信，公开带着恩诏告诉他们，那么借粮、互开市易二者之间必定有一件可以办成。如果都不听从，那么理屈在对方，然后再另外考虑办法对付。”皇帝赞同他的意见，于是派典客署书表刘丙和他同行。当回京时，被任命为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1224)正月，皇帝诏令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完颜素兰和陈规等都上奏认为不行，言论载于《陈规传》。当月，转任刑部郎中。当时，南阳人布陈谋反，因为坐罪而被捕的有几百人。司直白华对完颜素兰说“：此案捕错的人很多，新天子正力求宽大待民，他日必定再下诏重审，但等到昭雪时，死在刑罚拷打下的人就会很多了。”完颜素兰便让白华和检法官边泽将应当死刑和应当赦免的人分别开来，完颜素兰向朝廷上奏后，只判了首恶者和准备担任伪将相的几个人的罪，其余全部释放。八月，被任命代理户部侍郎。二年三月，任京西司农卿，不久又改为司农大卿，转任御史中丞。七年七月，代理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在京兆设置行省。不久，又改任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接着又被召回朝廷，当行至陕州被包围，过了很久，逃亡奔往皇帝行宫，在途中遇害。
完颜素兰当官以严于自律和办事谨严而得名，但过于注重小节而不能担任大事，在同辈之中是比较值得称赞的。自从被提拔担任近侍局直长以后，往往在进谏时多有补益。他守父丧时，不喝酒，住在墓边草庐中达三年之久，当时人都认为是难以做到的。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1194)中词赋科进士，南渡为监察御史。贞..三年(1215)十一月，上奏章称：“参政侯挚开始因都西立功，得到越级任用，于是自己请求镇守安抚河北。陛下就让他掌理政事，大概想激励他感恩尽力报效。不久逗留西山，不能进退，等到召他回朝，自己应当推辞避让，却心安理得地处在这个职位，至于察看仓库，规划专卖，怎么是大臣应该做的事。当今国土每日减少，将帅缺人，军士不进行择选锻炼，吃闲饭的众多，郡守县令贪婪残暴，百姓流落逃亡，盗贼蜂起，灾变不息，那就应当日夜研究探讨原因，报告陛下，而挚不曾涉及这些事。希望皇上特赐对他考察，衡量他的才干，量才加以任用，不要使您蒙受天下人的指责。”没有答复。又说“：警巡使冯祥由刀笔吏进升，无其他才能，只会从事残酷刻薄的责罚。因这升职，恐怕助长残暴虐待的风气。请求斥退他来劝勉其他人。”下诏立即罢免冯祥职务，并且告诉规说：“你知道臣子的职分，敢这样说，我十分赞赏。”
四年(1216)正月，上书说：“看见沿黄河全禁止物资北运，于是使河北吃粮困难，人心不安。从前秦晋为敌，一遇荒年就互相输送粮食，如今皇上在上，一视同仁，怎么可以把一家之民自己限定南方北方，坐视贫困饥饿而不去拯救呢。何况军民拼死御敌，使再缺粮，生存依靠什么？人心一动摇，为害不小。我看应在大阳、孟津等渡口派官监督，过河的物资每石官府收取不超过一半，那么富有人家贪其厚利，人物相聚而去，也许可以公私都可充足。”宰执以河南军队储备为重，要求诏令两渡委官取过河物资八成，二成给民，到春天雨水充足，大兵北回，这才按陈规请求的意见办。皇帝许可。
三月，上书说：“我因为巡察到徐州。去年河北盗贼红袄军兴起，州里派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领兵征讨，却大掠良民家属为奴，非常不合适，请求明白告诉有司，凡鹤寿所俘获的都释放，其他各路军人有抢掠本国百姓为奴的，也请一并实施放归。河朔也许可以系着希望，皇上的恩惠没有止境。”事下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搜求拘留被掠者放掉他们，有隐匿的按掠人为奴婢法定罪，仍旧允许大家举报协助捉拿，按法令付给赏钱，被掠人自己说明也给奖赏。
四月，又说：“河北临近河州县，通常相距三十里建一个兵营，登记居民为兵。几个兵营设置一名总领官，并以宣差从宜为名。那些人大多是闲散官员，义兵的头目、偏将的部属无赖这类人尤其多，朋友互相邀请宴饮所需费用要下面供给，习以为常。等到敌人来了就躲着不出来，敌人离去又骚扰百姓如初。这帮小人如授以权柄，国家号令的权威不是太轻吗？我说应当都免职，只委托宣抚司从宜谋划足够了。”皇帝许可。
七月，上奏章说：
“陛下用上圣宽仁的姿态，面对天地不通的恶运，广开言路以求最好的言论，虽枉妄失实的也不治罪，我愧为皇上的耳目之官，处在可以说话的地方，如果闭口不言，用什么来报答皇上的深恩。我小心地分列陈述八件事，希望皇上不因为我职位低下而废弃，假如无可采用，请求解除我官职作为受禄而不尽职的处罚。
“一曰：要求大臣以身承担国家百姓的安危。今北兵起自边境，深入我境，大小之战无不胜捷，以致国都被攻破，皇上南迁，中原之民肝脑涂地，大河以北成为匪区，臣每想到这，惊恐不已。况且宰相大臣都是关系国家百姓安危的人，怎么可以不替皇上分忧呢。每朝奏议也不过眼前数件事，只是琐屑小事，相互产生不同意见，都不是拯救时运的迫切的事情。况且最近诏命军队事务，专交枢府处理，尚书省旁观利害，都不过问，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这对于避嫌保身的盘算是达到目的了，国家百姓将依赖什么呢？古语说‘：疑则勿任，任则勿疑。’又说‘：谋划要众人，决断靠个人。’陛下既然任命了宰相，怎么能让他亲自处理细小事而不考虑大事呢？希望皇上杰出远断，像军队编制、兵器、普通文书就听凭枢府专门执行。至于战守大计、征讨密谋都要经省院同议可否。那么做大臣知道有什么职责，天下可以治理了。
“二曰：任用台谏来扩大耳目。人主有管理政事的臣子，有提出议论的臣子。政事之臣由宰相执政，他们负责协调阴阳，成长万物，镇抚四方，厚待百姓，和皇上一起在朝廷处理国家大事。议论之臣是谏官御史，负责和天子辩论善恶、纠正对错。两者怎么能偏向废弃一方呢！从前唐文皇规定中书门下入..议事都叫谏官跟着他，有过错就进谏。我朝虽设谏官，只是充数罢了，每遇议事都叫回避。有的兼任其他职务，有的被省部差使，有的直到结束任职没见过皇上，不出一言而离任。虽有御史，不过要求他督察官吏、查看文书、巡视仓库而已，那些关系国家利害或政令更替改革的大事，就都因为机密而没有听到。万一政事之臣随心所欲、作威作福，或掌握军队的官员因私见败坏成事的机会，皇上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望挑选学问渊博、通晓世务、骨鲠敢说的人作为台谏，凡事关利害都叫他们参与商议，其中或许有不恰当的，全听凭议论，不许兼职和充当省部官员被差遣，如果害怕、顺从不发言就由此贬退。
“三曰：崇尚节俭以答天意。从前卫文公乘狄人灭国后，迁居楚丘，仅有兵车三十辆，就躬行节约，戴粗帛做的帽子，穿粗布缝的衣服，晚年有马三千匹，于是变为财产丰厚。汉文帝继承秦、项战争的后果，四海困穷，天子不能具备同色的四匹马，就以敦朴示众，身穿黑粗丝织品，脚穿兽皮鞋，没多久天下富足安定，四方国家都臣服。我国自从战争发动以来，州县残毁，存活的又被土寇侵扰，唯独河南稍完整，但皇帝在这里，应花的费用不可估量，要求一路负责全国的供给，反而不困难吗？依靠皇上慈仁，上天爱护保佑，蝗灾过后，去年秋稻、今年夏麦稍微可以支撑。应和上天的关键在于诚实，奉行节俭的天必降福，我私下看见宫中及东宫奉养与平时无异，随朝官吏、各局承应人也未曾有所裁减。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没有人不把奢侈作为时尚，服饰、车马只要豪华富丽。现在京城卖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的比从前日增，全不是克制自己消除灾难之道。愿陛下效法卫文公、汉文帝，凡所献之物要彻底进行节制，罢免闲散官员，减少多余费用，戒除奢侈，禁止明金服饰，期望上天有所系望，太平可致。
“四曰：选好郡守县令结交民心。当今全天下官吏军队的费用、转运输送建造的劳役，都依靠河南、陕西供给。加之连年蝗灾旱灾，百姓频遇饥荒，进行救济就仓库空了，免除征调就开支不足，想把那些好处还给百姓，只有得到有德有才的郡守县令罢了。当赋役繁多、期限催促紧迫的时候，如筹划有方那么百姓力省而且易办，一旦荒谬背理就有不胜其害的。况且县令的弊病没有比今天更厉害的了。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官的十居八九，其中的凶暴狡猾之徒趁机贪财放纵，庸懦的权归猾吏。近来虽派官廉察，惩处那些奸诈过度，整治那些松懈软弱，然而替代的也没经过选择，所谓除狼得虎。请求明确告诉尚书省，公选廉洁无私、才能可以治理百姓的人，用来补充州县官。仍旧要清理县令的人选，和要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员各保胜任县令一员，如他日触犯贪赃条例一并跟着定罪。那资历已到正七品，和被任县令的人，都听凭委托治理，有职有权，等到任期届满升职，再命令监察按时巡视，有违法和不能胜任职位的追究治理他们，那么百姓有了好处民心就稳固了。
“五曰：和群臣多谋划以定大计。近来迁河北军户百万余口到河南，虽然去掉了多余的，所存还有四十二万多，年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以致竭尽一路终年的征收，不能够供给这些不耕不战的人。虽无边事，也将坐困，何况兵事方兴，未见停止的日期呢。近来想把他们沿黄河分布，使他们自己种植，然而游荡懒惰的人不知道农事，群饮赌博习以成风，这空烦有司征索课租罢了。几百万人不劳而获而由官方供给，缓之则用缺，急之则民疲，朝廷只这一件事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又凭什么对付敌人呢？这因为开始没有周密的考虑，不估计后果，引来这么大的错误。假使当初迁移时去留征求他们的意见，那么想来的是可以自己供给的家庭，怎用借助官府的供给，那些留下的人必有避难的场所，不必强遣，应当没有今日谋划的困难。古时君主将要举办大事，就与忠于王室的人商讨，与卿士、庶人、卜筮商讨，请求自今凡有大事一定叫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员共同商议为便。
“六曰：重视官职的赏赐来劝勉功臣。陛下即位以来，屡施深厚的恩惠与天下同庆，不吝官爵以激励人心，以致有没到任期届满而一连升十级，承应还没有出任职位而已带有骠骑荣誉俸禄的，冗滥之极至于如此，又开卖爵进献之门，那么对披坚执锐拼死阵前的将士怎么勉励呢？官本虚名，只是出于君主之口，而天下之人一心追慕的，在于朝廷爱惜重视。如果不考虑功劳的大小，朝授给一官，暮提升一职，人们也将轻视它而不仰慕了。已经这样的事就不能责怪了，愿陛下珍惜将来，不要让公器成为平常的用具，使功赏为侥幸者所用。又如今天的散官动辄三品，有司很难迁任授职，应在减罢八资内衡量增加阶数，换上好名，也许可能使升官的不至于太快，而国家恩权不失之太轻。
“七曰：选好将帅以明军法。将是掌握国家命运的人，天下安危所依赖的人。拿万众的生命交给一人，呼吸之间就决定生死，他的责任还不重大吗？自从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覆没，守城就全郡被杀，怎么能说都是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呢，只因为庸将不懂用兵之道罢了。古语说‘：日月星不按规道运行，取士为相。四方敌人入侵，拔卒为将。’今天当将帅大都先论出身官品，有的是门阀膏粱之子，有的是亲朋故旧借力相托的一帮人，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然自己畏怯，士卒谁肯向前。又平时搜括财物，接受贿赠，士卒为此骚扰百姓而不可禁止。等到率领他们应战，在途中则先后乱行，住宿则排门选屋，恐逼小民，听凭他们勒索，因此要求他们敬畏法律战死沙场，怎么不难呢！况今军官太多，从千户起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不动相互牵制。私下听说国初取天下，元帅以下只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怎么在于将领的多少呢！多就难以选配，少则易精。如今的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中能打仗的才十有八人而已。又做头目的挑选其中的健壮之士用来派遣传令，那么这一千户所统不到百人，不足成其队伍了。古代的良将常与士卒同甘苦，如今军官已有俸禄，又有券粮，一天的供给合数十人之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何不裁减多余的将省下多出的粮加给军士。请求明白告诉大臣，精选通晓军政的人，分别到各路，编列队伍，一定要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称之散将。万人设一都统，称之大将，使帅府统帅他们。数不足的都合并，那些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都统、万户的全部免去。仍旧令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各举荐专长谋略、武勇出众、才能可以胜任将帅的人一、二名，不限官品，用来充当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大家所佩服的人充任。申明军法，平时教育检阅，一定要使将帅明白奇正虚实的规律，士兵熟练掌握坐作进退的基本规则。至于弓矢铠仗须令自己背，习惯于劳苦。如果有犯军法，一定惩罚不赦免。那么将帅得人，士气日振，可以等待敌人了。
“八曰：操练士卒以振兵威。从前周世宗常说：‘兵贵精而不贵多，百农夫不能养一战士，剥削百姓财富养活这些无用之卒怎么办。如果强壮、软弱不分开，众人用什么来勉励。’就大阅部队，顺利地攻克淮南、取三关，兵不血刃，这是选择和操练的威力。唐代魏征说‘：军队在于用什么方法去治理它罢了。统帅强壮的队伍足以无敌于天下，为什么要用弱小的士兵来增虚数。’比较起来，凡战多败，不是由于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因此被敌人所利用，两军对阵懦者先逃，健者不能独战就散乱，这是战败的原因。如今不如选差熟悉士兵的公正之官，将已在册军人按他所长而分类考考他。其中的武艺出众者另建一军，加量增加口粮，平时加强训练，按照等级次序给予赏赐。如此，则人人激励，争效所长，而衰懦者也渐渐变为可用了。从前唐文皇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就观察他们的强弱，使下挡其上，而上挡其中，中挡其下。敌军追逐下军不过追出几步，而上军中军已胜其两军，采用这个方法常常胜利。古时候将帅也有用弱兵舍弃给敌人，关键在预先分开区别，不使混淆罢了。”
宣宗看了奏章不高兴，诏令交尚书省责问他。宰执讨厌他乱变各事，说所言多不当。于是，陈规惶惧等罪，下诏告诉说“：我当初因陈规有放归山林这样的话，所以叫人责问他，他即用不知道忌讳来推辞，想说我是厌恶他的话而生气。我开始无意加罪，让御史台告诉他。”不久出任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1224)，召为右司谏，多次上奏章论事，随即代理吏部郎中。当时诏令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陈规与杨云翼等人说：“河中现在成为无人地区，陕西民力疲乏，修复它也不能守，不如用被屯军士量力补治，等到它可以防守到时修复也不晚。”皇帝听从了。不久，因事获罪解除职务。当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因为选拔吏员出身王京与进士王著填开封警巡判官现缺，被王京诉讼免去官职，陈规也跟着获罪。这年十一月，改为充任补缺。十二月，说将帅没有才能，并且推荐几个可以使用的人。
二年(1225)正月，陈规与台谏同奏五事：一，请求让尚书省提控枢密院，按照大定、明昌成例。二，选拔留下亲卫军。三，淘汰多余军队，减少行枢密院、帅府。四，选大臣任宣抚使，召集逃亡、流落在外的人来充实边防。五、选拔官吏设置处所，议一切节省。大致执行了这些。
四月，因大旱下诏陈规审理冤案漏案。临行上奏说：“现在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帅府、从宜一共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两个，帅府五个，都可以斟酌事势自行杀人，冤案在这里不在州县。”又说：“雨水不按时就要审理冤案，那么有职办这些事的人该怎么办？”皇帝认为他提得好，但不能有什么作为。
十一月，皇帝召完颜素兰及规入见，当面告诉说：“宋人随便侵犯边境，我方用轻骑袭击他们，希望他们被打击后请求议和，来使百姓得到休息。宋果然求和，还要用兵吗？你们应该懂得这个意思。”陈规说：“皇帝的军队贵在万无一失，从前光武中兴，所征伐的地方一定攻克，还说‘每一出兵，头须为白’。军队不妄动如此。”皇上认为说得好。四年(1227)三月，皇上召见群臣把陕西事务告诉他们说“：当春，北方马逐渐瘦弱，如等到秋天大军一起开来，用什么来支撑？我已告诉合达尽力决一死战，你们认为怎么样？”又说议和没有好处，撒合辇竭力破坏和议，赛不说：“现在已经派出议和使臣，可中途停止吗？”其余人都无言，独规进言说：“军队虽然难以推测，百闻不如一见。我曾任陕西官，近年又屡到陕西，兵将闲散懦弱，恐怕不可以使用，不像皇上估计的那样。”话没说完，乌西论四和说：“陈规说得不对，臣最近到陕西，军士勇锐，都想一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跟着附和，皇上点头表示同意。又一般地议了议和议。规回答说“：和议本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而如今时势逼我们不得不这样。假使对方不愿意答应我们，还可以激励将士，以待其变。”皇上不以为然。第二日，又令群臣集体在省中商议，想停止和议，群臣大多认为和议有利。于是下诏行省斟酌遣发，而此事竟不行。
十月，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奏章，弹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谄媚、弄权、纳贿和处理问题不公等事。为此撒合辇终于出任中京留守，朝廷为这高兴。五年(1228)二月，又和大节一起提出三事：一，将帅出征每次被近臣牵制，不能专擅。二，近侍送交、宣布、传达旨意，公然接受贿赠，丧失朝廷礼仪，应一切禁绝。三，罪同罚异，用什么来使用人？皇帝赞许并接受了。
当初，宣宗曾召文绣署令王寿孙做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他不要让陈规等人知道。等到做成，进献，召寿孙问说“：曾经让陈规那帮人知道没有？”王寿孙叩头说：“我在宫廷服侍，凡是宫省大小事不敢对外人说，何况是亲自被皇上教诲的事呢。”皇帝因此叹息说“：陈规如果知道，一定用不应华丽装饰来规劝我，我实在怕他说。”陈规议论事情没有宽容，朝中声望十分高，凡宫中提出事情，皇帝一定说“：恐怕陈规有意见。”一时近臣恳切评论，皇上只怕陈正叔，他挺然成为当时正直名士。后出任中京副留守，没有到任，去世，士人评论十分痛惜。
陈规博学能文，诗也做得合辙入格律。为人刚毅质朴诚实，有古人风度，坚持学习到老不废。浑源刘从益见到他上书的八事，叹息说：“宰相材料。”每与人论及时事总是愤怒惋惜，因为伤心他的建议不被实施。南渡后，谏官称颂许古、陈规，而规不用揭发别人的阴私来树自名，更被敬重。死的那天，家无一金，知己朋友安葬了他。儿子叫良臣。
许古，字道真，是辞职的原汾阳军节度使许安仁的儿子。明昌五年(1194)以词赋科中进士。贞..初年(1213)，从左拾遗拜任监察御史。当时宣宗迁都汴京，信任丞相术虎高琪，没有恢复国家的计谋，许古上奏说：
“自从中都失守，宗庙、社坛、陵寝、宫室、府库，甚至图书典籍、重器等，百年积累，一朝遗弃。唯圣主痛惜之心十分深切，日夜思念，希望重建中兴之功，未曾搁置一时。当臣子的食禄受责，能不感到惭愧吗？况且民间小民，仍盼望朝廷重整军队，以图恢复。而今刚听说要拒守黄河，以求自保，又全部迁徙各路军户到河南，他们既已抛弃其永久的产业，难以为生，本地居民又受到他们的干扰，臣不知是谁替陛下设此计谋的。但事情业已如此，便应当商议如何处置，使军队不乱花费，民众不致困穷就是好事了。
“臣听说国家安危责任在于一个丞相，孔子说：‘危险时不能把持，颠扑时不能扶正，还有什么用处？’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不知执政大臣每当面对皇上时，怎样应答所问。今日所急的，比不上得人才，像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为人忠诚，办事敏捷，是可以大用之才，近来都允许他们告老还乡。希望能够重新起用，必定能够有所建树，以利国家。太子太师已辞职的孙铎，虽有病衰弱，如商议大事，仍可召问，或前去问询。人才为自古所难得，凡是知道治理国家的人都应当珍惜，况且像这样的老臣，怎么能轻易放弃呢？如果是遇事不能尽心，或虽尽心却不明事理，得之无益、失之无损的，虽然健壮，又有何用？如今多难，更不容许有碌碌无为之徒，尸位素餐，以塞贤路。唯望陛下自行决断，赏罚一新，使天下有幸。臣原任拾遗时，已经详论选相之道，请取臣以前的奏文和今日进言，详加思考。
“臣又听说将领是民众的司命，国家安危所系，所以古代国君必定注重选拔，当将领的也必定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将领的贵于用谋略而贱于作战，必定在赏罚时使人信任而不生疑，权谋使人听从而不知原委，三军根据号令奔驰作战以取胜，然后心中诚服，乐于为其所用。近来守城不坚固，临战便败北，都是因为将领没有才能的缘故。偏向所昵爱的人，赏罚不能公正，以至于众人抱怨，而害怕他们产生变乱，便加以安抚慰问，这种做法都是姑息养奸之道。于是，兵士轻视将领，将领害怕士兵，还能让他们出死力打敌人吗？希望任用心腹之臣以及熟悉用兵的人，各举荐所深知的，如果得到真有才能的，优加宠任，那么建立战功就能够指望了。像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皇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有的忠义勤谨，勇敢能干，有的严正忠厚，很有智谋，都是可以任用他们独挡一面的。”
又说：“河北各路因都城丢失，军户南迁，认为国家准备全部放弃，州县官员往往逃到河南。请命令各地追查，限定日期返回，违抗的不再任用。没有离任的考虑加以赏赐，如果自愿到河北效命的也可听从所请，仍先赏赐，缩短提升的日期。州县长佐官员都要兼任军职，允许他们选择军队中有才能胆略勇敢者充当头目，或者加封爵级官职以收得其心，能攻下一府的即任命为府中长官，州县也是这样，让人人怀有收复故土之心。另外选派忠实能干的人，带文书去宣布封官赏赐给那些胁从者，他们既然苦于为敌充当役使，前来投顺的必定很多，敌人势力自然就会削弱。有关方面不知出此计谋，而只是主张清野，事情不管紧要不紧要，一味要求在期限内办完。如今庄稼损失十分之七八，远近感到危险与恐惧，所提出的计谋可说是大错了。”
又说：“京都为诸夏的根本，况且如今常驻守重兵，早晚征讨必定由此而出，平时还应当比外路更加优待他们，让百姓们有所积蓄，虽然藏在私室也仍和公家一样。今有关方面搜括余粮，以致转运商贩不敢再来，应当立即制止这样做。
“臣近来读了向朝廷陈述意见的各种言论，见其中竭尽忠诚而发正直言论的大都是草泽荒野之人，在百官中，难道没有为国深忧愿进章奏的人吗？实应明示中外，让他们尽言而无所隐讳，则太平之长策就会出现。”
皇帝诏付尚书省，略加施行。
不久，升为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没多少时候，又转任右司谏。当时丞相高琪立法，官员有犯罪的都立刻判决。许古和左司谏抹睰胡鲁剌上奏说“：礼仪廉耻用来管束君子的，刑罚威狱用以惩罚小人的，这是万世不变之论。近来朝廷急于求得治理，有关方面奏请权且立法：职官有犯法应当听赎的也大多立决。爵禄是用以驾驭贵者的，贵而不免受辱，那么卑贱者又能怎么样呢？京城是车驾所在地，不同于在出征的军队里，而凡是细小的过错均以军法加罪，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仁慈，这样做决非出于本心，只是有关方面不考虑宽和仁静可以安宁，而专事督责的缘故。况且百官都是朝廷选拔起来，多因有文行、武功、资历而给予任用的，却和凡人等同，那么享受爵位俸禄也不足为荣了。况且还有更大可忧虑的事，那些在上位的人将会说，官员犯法尚且免不了受罚，民众又有何可说？那么苛暴的政令就会越来越大行其道。在下位的人也将会说，那些人也这样受责，我又有什么觉得耻辱的，这样违法之心就会更加放肆。其弊端何须多说？恳请朝廷依照元年赦恩的‘刑不上大夫’的条文，除去所有这方面法令，有幸之极。”皇帝开始想要实行，但术虎高琪坚持不能改，于是没有实行。
四年，以右司谏兼任侍御史。当时，敌兵大军已越过潼关向东，皇帝诏令尚书省聚集百官商议，许古上书奏道：“敌兵越过潼关而朝廷刚刚知道，这是众将欺瞒朝廷之罪。虽然如此，敌军停留在阌乡境内几天不动，是担心我河南的军队拦截于前，陕西的部众谋攻其后，或者先派人侦察窥测适合进军的道路，或则认为入侵到别国境内不合地利而自觉危险，所以观望不敢速进。这时正应选择和募集精锐士卒奋力进击，并且放开敌军归路，敌人既然疑惑不前，遇到袭击必定退走，我军跟从追击，必定打败他们。”皇帝将奏书交给尚书省看，高琪反对他的意见，因而不能实行。当月，设立了招贤所，命令许古等负责这件事。
兴定元年(1217)七月，皇帝听说宋军接连攻陷赣榆、涟水各县，并且缴获伪檄文，言辞中多有诋毁指责之语，因而对宰臣们说：“宋人想制造祸端为时已久，我所以姑且容忍，是因为大家担心一开战事就会有劳我方民众。如今屡次入侵，将怎样处理，卿等和百官们共同商议。”于是召集百官在都堂商议。许古说“：宋人懦弱，一向十分害怕我国，况且知道北兵正值强盛，准备依仗我方作为屏障，虽然有时挑衅，估计必定不敢深入，所写的辱骂之辞，不过是市井中小人的作为，何足计较？只应命令有关方面移送文书，告谕宋人本朝屡有大的举动，以及圣主兼爱生灵的本意。宋人若理解此意，重修旧好，则求之不得。对方如果作恶不改，发兵攻讨，想也未晚。”当时参预商议的十多人，虽然意见小有差异而大体一致，接着丞相高琪等上奏说：“百官商议时，都请设置军队以逸待劳，这是上策。”皇帝也赞同。
当时朝廷因为各路主管军官经常发生不和而不听指挥，他们还更加紧相互诉讼。许古上奏说“：臣认为善者应当奖励，恶者应受惩罚，这是国家的大法。如果善恶都不清，那么上下就相互蒙蔽，奖惩都难以施行了。”皇帝表示赞赏和采纳。
许古因朝廷准备发兵讨伐宋朝，上疏进谏说：“原在大定初年，宋人入侵宿州，后来屡遭失败，世宗预料他们不敢立即求和，便令元帅府派人前去议和，从那时太平了近三十年。泰和年间，韩..胄乱开边境之祸端，章宗派驸马仆散揆讨伐。仆散揆担心开战以后费用很多不能支持很久，暗地派韩..胄的族人带着他祖父韩琦的画像以及家谱，伪装投降，见到了丘崇，因而得以继续和好，全军回师。以世宗、章宗时的兴盛，府库充实，天下富裕，尚且首先委屈求全以取得成功，告于祖庙，记入史册，成为万世的美谈，如今能不这样做吗？今日大兵稍微止息，如果再南边无事，那么太平之日不远了。有人认为使用军威可以使宋人屈服，这是假话，不能实用。就算一时得到小胜，也不足以多加庆贺。他方见我来势盛大，必定坚守不出，我军匆忙而无所得，必须回军来取粮，对方乘机来袭击，将使我方要战不得，要退不能，那时休兵的日期就难以等到了。况且对方有江南积蓄的余财，我方只有河南一路征敛的残弊之力，实在令人寒心。愿陛下暂且隐忍包容，速速行此良策。如果通和，那么北方敌兵得知也将收敛不来，因为我方将没有掣肘的缘故。河南得到休息，然后经营北方，那么陛下享有中兴之福，而天下人赖以涵养而大加庆贺了。愿陛下放弃眼前之功，考虑后患，是大幸！”皇帝赞同他的话，立即让许古草写和议文书，写成之后出示宰臣，宰臣们认为其中有哀求的语意，是自示衰弱，于是未加采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弹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有贪污不法的行为，许古认为奏文写得文字杂乱，便替他删削更定，中间颇有些脱漏，粘割梭失将这件事奏闻皇上，许古被削去一级官阶，解除职务，以当年末等政绩而特予罢免。三年正月，尚书省因谏官缺人而上奏，请召用许古。皇帝说：“我昨天晚上正在想许古事，而你们也正提及他，正合我意，可前去召来。”便又任命他为左补阙。八月，又被削去四级官阶，解除职务。起初，朝廷派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和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去迁移吉州的民众，送往丹地以避兵灾，州民舍不得迁移，便拦路控诉。百家奴告诉他们，这是天子恐怕百姓们遭受伤亡才这样决定的，并且让召来晋安的兵士准备护送老幼上路。百姓认为兵来以后肯定强迫迁移，便鼓噪着拥进州署，抓住百家奴以后把他打死了。胡撒合担心惹出大祸，便假装迎合众人的情绪，和他们一起欢饮，歌舞作乐，整整搞了一整天，民众前呼后拥，抬着他欢呼拜谢，然后散去。回京以后，皇帝让许古和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审讯他，并传旨说：“百家奴的死都是胡撒合出卖的，你们审问清楚后上奏。”奥屯胡撒合被捕下狱之后，皇帝极为恼怒，非常想要拿出证据来将胡撒合处以极刑。而许古他们以为应当从宽处理，胡撒合自缢而死，有关方面以许古故意放纵论罪，因而受到这种处罚。
哀宗初即位，召回朝廷担任补阙，不久又迁任左司谏，但他进谏言事也稍不及以前了。不久，辞去官职，居住在伊阳，郡守给他建造了伊川亭。许古嗜好饮酒，到年老而未减，他经常乘船到村落中去，被人留下饮酒，有时十多天不回家，当他沿河逆流而上时，老幼争着替他牵拉船只，几十里路来人不断。他就是这样得到当时人的爱慕。正大七年(1230)去世，年纪七十四岁。许古平生喜爱做诗写书，但并不为士大夫们所看重，时论只是称赞他的为人正直。
脱脱
脱脱（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元朝元统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农历十月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十一年（1351年）修黄河民工起义，镇压抗元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职流放云南，后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惠宗诏令自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