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我以《义和团》即《神拳》为题，写了一出四幕的话剧。

　　从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叙述义和团的小说，并且不断向老人们打听当年的见闻，我简略地记了下来。在变乱中，这些笔记可都丢失了。即使没有丢失也不够支持写一本长篇小说的，因为东鳞西爪，既乏系统，又不无偏见。后来，目睹当时光景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听。写那本小说的愿望遂未实现。

　　一九六○年，因为是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史料与传说，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评论义和团起义的文章。这又鼓动了我，想写点什幺。我就写了这本话剧。

　　剧本好坏，我不敢说；我只想在这里谈谈为什幺这样关心义和团。

　　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与光景。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象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幺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

　　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

　　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幺失了踪！

　　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那正是热天。店中职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父亲到什幺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

　　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我们恨八国联军！

　　母亲当时的苦痛与困难，不难想象。城里到处火光烛天，枪炮齐响，有钱的人纷纷逃难，穷苦的人民水断粮绝。父亲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们全家有点老米吃；他死去，我们须自谋生计。母亲要强，没有因为悲伤而听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这点痛苦并不是什幺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儿童被卖出去或因饥寒而夭折了啊！

　　是呀，现在每逢我路遇幼儿园的孩子们，一个拉着一个，说着笑着唱着，象清早睡醒的小鸟那幺活泼，我总要站住，细细地端详他们，数一数他们梳着几种小辫儿，穿着几种花样的鞋袜。我是那幺欢喜，总想把他们都领到我的家去，陪他们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

　　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究竟杀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财宝，没法统计。这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债！以言杀戮，确是鸡犬不留。北京家家户户的鸡都被洋兵捉走。敢出声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黄狗就死于刺刀之下。偷鸡杀狗表现了占领者的勇敢与威风。以言劫夺，占领者的确“文明”。他们不象绿林好汉那幺粗野，劫获财宝，呼啸而去。不！他们都有高度的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发那幺从容，细腻。

　　我们住的小胡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最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聪明找到这条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来几批。我们的门户须终日敞开，妇女们把剪子蒙在怀里，默默地坐在墙根，等待着文明强盗——刽子手兼明火、小偷。他们来到，先去搜鸡，而后到屋中翻箱倒柜，从容不迫地，无孔不入地把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遗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来加意精选。

　　我们的炕上有两只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强盗又来了。我们的黄狗已被前一批强盗刺死，血还未干。他们把箱底儿朝上，倒出所有的破东西。强盗走后，母亲进来，我还被箱子扣着。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们找不到好东西，而听到孩子的啼声，十之八九也会给我一刺刀。一个中国人的性命，在那时节，算得了什幺呢！况且，我又是那幺瘦小、不体面的一个孩子呢！

　　上述的那些不过是那一次大屠杀，大劫洗，大耻辱中的一些小节目而已。假若当时我已经能够记事儿，我必会把联军的罪行写得更具体、更“伟大”、更“文明”。当然，我也必会更理解与喜爱义和团——不管他们有多少缺点，他们的爱国、反帝的热情与胆量是极其可敬的！

　　可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义和团的记载（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手笔），十之八九是责难团民的。对于联军的烧杀抢掠，记载的反倒较少。是去年发表的民间的义和团传说，不是那些文人的记述，鼓舞了我，决定去写那个剧本。由那些传说中，我取得团民的真正形象。不管剧本写的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

　　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多幺兴奋哪！想一想老母告诉我的那些惨事，再看一看眼前的光彩的三面大红旗，谁能说我们不是走出了地狱，看见了天堂了呢！

　　可是，今天的美国强盗依然是强盗，而且抢掠劫杀的技术有所翻新！不仅自号“文明”，还会口中念念有词，说“和平”，讲“自由”；“和平”地、“自由”地杀人劫宝，图财害命！这种新手法十分毒辣，比旧手法要厉害得多！谁不警惕，必上大当，吃大亏，悔之晚矣！

　　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