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後，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