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将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余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纵然主要来源于很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依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并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让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彼此监视，而不是打败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这些战局假如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假如一方甚至双方是有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便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成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体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十分流行。法国革命战争忽然打开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措施，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全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后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都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儿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保护者。这些人将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而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这样缺乏逻辑与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可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能够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成标准，所以，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在这儿，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或许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便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力量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从这儿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非常矛盾的。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经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战役。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地方。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如今，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让军队离开主要道路与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马上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便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常常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此，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很多。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尽管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一些手段，还有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征，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规则。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变化多端的。多种多样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加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加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所以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困难却非常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假如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作用的。但是作为纯粹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儿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原因占优势。可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拥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说道恩元帅的特征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靠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但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并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儿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一样的作风和办法全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儿一一列举由于国家。军队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所以，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规则。原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见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与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够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可是，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让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儿所举出的所有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假如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将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儿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别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合适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仿佛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显著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让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当作对象，可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因此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